从《我不是药神》看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

作者:全小辉 发布时间:2018年08月03日 来源:驻州人大机关纪检监察组

  近期,又一场现象级电影《我不是药神》在社会上引发舆论热议,引起了李克强总理对加快落实抗癌药降价保供的重要批示。一时间社会大众把目光聚焦在药品行业上,很快就聚焦出了“假疫苗案”。可以说以上情形是这场电影的直接社会效果,但是电影反映出的医药黑幕的天价药却仅仅是一种表面现象,而不是电影本身要阐述的深层次问题或核心,那深层次问题是什么?笔者认为其核心是体现普通民众期待法治能带来更大的公平正义。

 

  为什么这么说?还是让我们一起回到电影,因为这部电影是一部基本根据当代真实事件改编而成的。影片中的主人公陈勇从印度买来500元一盒的白血病药“格列宁”(药效一样,但没有批号被视为假药),不加一分钱的价就以500元一盒卖给病友,而国内的药厂每盒卖价确是3.7万元。由于低价的药物虽然让成千上万的白血病人看见了生存的希望,但却严重触犯了药厂的利益,致使药厂负责人报警并催促警方抓人,结果是被广大病友封为“药神”的陈勇被公安机关抓捕,最后被判有罪而坐牢的故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卖500元一盒都有钱赚的药,到了中国取得了一个批号,就得卖3.7万元一盒,利润至少7000%以上。像这样以暴利牟利行为却得到法律的庇护,难道这样的暴利行为就没有法律加以规范吗?而像陈勇这样自己贴本赚吆喝地救济病友的行为却被法律狠狠地打击。我们不得不说,像这样因法律价值冲突所造成的犯罪,违背了追求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初衷,因为它与司法公正、司法为民的价值理念相悖,平民百姓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障。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良法是善治的前提,法制是法治的基础。以人为本的法,要着力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切实维护公民合法权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给披着合法的外衣卖天价药的商人钻了法律的空子。因此,笔者认为要彻底改变这种情况,必须从立法的源头开始治理,才能从根本上避免类似电影中好人被法律打击,“恶人”被法律保护的情况再次发生。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人公是违反《药品管理法》三十九条第二款:有关个人自用进口的药品应办理进口手续的规定。但是,陈勇的行为实际危害程度,相对于白血病群体的生命权和健康权来讲,是不能相提并论的。电影中主人公陈勇受到法律追究,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受到质疑,我们要以这部电影反映出的问题举一反三,再也不能出现“药神”事件了。

 

  首先,让我们看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四十条规定:拐卖妇女、儿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中国每年失踪儿童不完全统计有20万人左右,被解救的儿童仅有不到十分之一能够回到父母身边。像这样的法律则是太过宽松,造成违法成本太低,一些人甚至以拐卖妇女儿童为业,有的坐了几年牢出来又从事拐卖人口的勾当,究其原因就是违法成本太低。而拐卖一个妇女、儿童则一个家族都深受其伤害,有的则造成父母终身外出寻亲,家庭支离玻碎,家人终日以泪洗面。因此,建议国家立法对于拐卖妇女儿童的,从提高量刑起点发力,加大对妇女儿童的保护力度。原因就是类似犯罪性质、危害后果特别严重,也只有用重典弹压才能有效遏制拐卖妇女儿童的恶性犯罪渐渐消灭。

 

  再则,我国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民众普遍感觉法律过于宽松软。前几年震惊全国,也影响全国千万家庭的“三聚氰胺奶粉事件”造成众多婴儿致病,少数婴儿死亡的严重后果,我们却没有见到主谋被判处死刑,我们看到的是这些企业还在生产,甚至后来没过多久又有少数企业再次爆发了“三聚氰胺事件”。如此严重的后果,仅仅给予一些罚款是不可能有效遏制犯罪的。类似食品安全问题事件还有苏丹红鸭蛋、孔雀绿鱼虾、甲醛奶糖、带花黄瓜、爆炸西瓜、地沟油、染色花椒、墨汁石蜡红薯粉、瘦肉精等等不胜枚举,这些都反映出了我国对于食品安全违法的监管、量刑过于宽松。因此,建议国家从立法层面加强监管和处置力度,造成人员死亡的,加重量刑以儆效尤。

 

  还有,如近期爆发的“假疫苗案”,这一没有道德底线和法律底线的做法,将救命的药品变成了杀人的工具。早在2009年12月,广西来宾市就查获1000多份人用假狂犬疫苗,查获其他有问题的疫苗18个品种67个批次。其中还造成一位5岁男童因在乡卫生院注射了假狂犬疫苗,病发致死的严重问题。但一直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也是因为这次《我不是药神》电影播出后,人们把更多的目光聚焦在医药行业后,才爆发出这次影响如此之大的“假疫苗案”。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首先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应该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根本利益,应该保护好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保护少数人群的利益,包括一些特殊物品的价格都应进行严格法律界定,这样才能保障公平正义的法治精神。其次,国家在立法的前期还应当广泛征求民众的意见,广大民众既是法律遵行者,又是法律保护的对象。再则,法律对于严重犯罪行为绝对不能过于放纵,否则就有放纵犯罪之嫌,一定要按照权责对等的原则,对于像拐卖人口、食品药品安全、制假售假等严重违法犯罪动用重典,对于严重犯罪行为要像反腐倡廉一样实行“零容忍”态度给予坚决打击。否则因违法成本过低而导致拐卖人口、食品药品安全、制假售假等问题屡禁不止就是对人民的犯罪。(责任编辑:那萨)